李昌奎奸杀案，舆论为何总拿药家鑫案做标准？

 李昌奎奸杀案，舆论为何总拿药家鑫案做标准？

舆论拿药家鑫做标准

药家鑫案将成为横亘在全国刑事法官面前一块无法绕过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开始。

最近两周，发生在云南昭通市的李昌奎案又引发网络热议。

在本案中，被告李昌奎因乡邻纠纷引发积怨，奸杀了一名同村少女，并杀害了她三岁的弟弟。被通缉后，李昌奎走投无路，主动投案。

昭通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死刑。李昌奎上诉后，云南高院以本案系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且存在自首情节为由，改判为死缓。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由于药家鑫案余波未了，再加上此案情节明显比药案恶劣，人们纷纷质疑：“药家鑫死了，李昌奎凭啥活着？”还有网友感慨“药家鑫真冤”！

严格来说，云南高院的二审裁判，与政法部门近年力推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相悖。

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话虽如此，可是，在之前的药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药家鑫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所以，尽管他是在父母陪同下投案，仍被处以极刑。

换句话说，如果捅被害人八刀已算“极其残忍的犯罪手段”，先奸后杀、虐杀儿童难道不是“极其残忍”？更重要的是，药案经一审、二审审理后，最终由最高法院核准，这也意味着，最高司法机关认可了一审法院的量刑标准。所以，此案裁定对各级法院的示范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可以想象，从今以后，人们会把药案的裁判标准，作为评价主观恶性、犯罪手段、人身危险性的底线，一旦有罪行更严重者免死，舆论都会以药案说事，逼促法院改判。长此以往，药案将成为横亘在全国刑事法官面前一块无法绕过的巨石。而李昌奎案，只是开始。

最高法奉行少杀慎杀

死刑复核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约占三成；因政策问题不核准的，占到七成之多，并渐有上升趋势。

进入21世纪，“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一直是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并得到中央的认可与支持。

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严格把控死刑案件的证据规格、适用标准，死刑数量逐步下降。截至目前，最高法院每年的不予核准率，比例仍然很高。这其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因不核准的，约占三成；因政策问题不核准的，占到七成之多，并渐有上升趋势。

严格把关、防止错案，当然是最高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过去，一些侦查、公诉机关对法院严格、细致的证据审查多有怨言，甚至认为法院偏袒被告、立场不稳。但是，几起冤错案件接连曝光后，无论是出于尊重生命的意识，还是趋利避责的心理，政法机关内部的证据意识正逐步增强。

去年发生的赵作海案，更是直接催生了“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对遏制“重口供、轻物证”的歪风，防止错判错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证据相比，死刑政策的把握更为重要。

“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说明死刑裁判不能只是“杀人偿命”逻辑的简单重复，必须包含法院、法官对案件起因、主观恶性、文化伦理、社情民意的权衡判断。

事实上，最高法院不予核准死刑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政策上尚有回旋余地，被告人罪不至死。

比如，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激化引发的命案、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被告人主动投案、真诚悔罪，或者积极赔偿，取得家属谅解，等等。这其中，有些能够找到法律依据，有些全凭法官的感性认知。

比如，兄弟两人合伙运输毒品，是否确有必要将两人全部处死，使作案者父母“绝后”？又比如，父母送子自首，表面上看，还不如被告人单独投案更有诚意，但这类行为的社会示范效应，却绝对不容忽视。如果送子投案也不能免死，今后还有哪个父母会轻易规劝犯罪的儿女自首？

据笔者了解，关于上述“规则”，最高法院已形成一套指导意见，每年也会向下级法院集中下发一批典型案例，对何种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进行指导。

法院“只做不说”弊大于利

“只做不说”会令社会公众对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缺乏一个相对理性、稳定的预期，使死刑裁判标准无法接受民意检验。

然而，上述控制死刑的尝试，在法院内部一直处于“只做不说”的状态，外界只知道最高法院倡导“控制死刑、少杀慎杀”，广大刑事法官如何年节无休，加班加点，但死刑到底是如何控制的？慎杀的标准又是什么？“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如何认定？尤其是有什么典型案例可供说明？媒体和公众却无从知晓。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明显的，既可以避免个案被放大、炒作，引发争议，相关工作也可以只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完成，便于操作、协调。

但是，总体上看，这么做还是弊大于利。

首先，“只做不说”会令社会公众对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缺乏一个相对理性、稳定的预期。有时，下级法院明明是在贯彻最高法院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群众却理解为司法不公、执法不严，一旦轻判，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个时候，如果上级法院受“民意”挟制，动辄改判，既令下级法官寒心，也破坏既定规则。

其次，“只做不说”使死刑裁判标准无法接受民意检验。最高法院目前倡导的死刑政策，总体上是顺应文明发展和法治潮流的。但是，我们讲宽严相济，是指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并不是说宽容无度、宽大无边，只有适时公开死刑案例，才有助于公众讨论当前的宽严标准是否合理，哪些失之过宽，哪些又失之过严，尽管这些讨论未必专业，但对于法院准确把握公众心理，洞察判决效果，还是有很大启示。

而且，有了这种讨论。人们才会把争议的重心，放在量刑标准是否合理上，而不是受人误导，肆意揣度猫腻或黑幕的存在。

最后，“只做不说”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如果死刑标准只有内部人掌握，很可能导致某些律师、法官以“许诺”争取“不杀”为手段，任意收取当事人费用，实则直接放入个人腰包。这些人只是根据正常标准，知道某种情况下循惯例即可免死，却借此揽财，损害司法形象。

法官面对舆论要坚持原则

及时回应，对二审为何改判，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服工作，哪怕承受舆论压力，也不轻易颠覆自己的意见。

司法审判是一项专业性活动，法官必须洞察民意，但也不能一味迁就民意，更何况在某种情况下，民意是受到某些被“污染”的信息源所主导的。

进入“微博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都以几何倍数增加，“网络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大。

药家鑫的行为固然恶劣，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代理人的造谣行为，对后来形成的社会舆论，的确起到了极不好的推动作用。

今年6月21日，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在西安交通大学与学生交流时也承认，判处药家鑫死刑，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如果不判处死刑，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微博、论坛上表现出来的“汹涌民意”的影响。

然而，个案问题解决了，后续问题却接踵而至。

最高法院顺应民意，依法核准了对“人身危险性极强”、“犯罪手段极其恶劣”，虽有自首情节亦不能从轻处罚的药家鑫的死刑。但是，之前形成的一套裁判逻辑，又如何自圆其说，并向下级法院交代呢？是就此放宽死刑标准，还是下不为例？如果下不为例，这次为什么又要开此先例？今后出现类似情况，难道还要破例吗？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此话粗看似乎有理，细读却值得推敲。

对法官来说，接地气、明常理当然重要，但是，司法裁判毕竟是一个有示范意义的逻辑推演过程，必须有内在的规律，必须能维持自圆其说的逻辑，如果对公众质疑不回应，或者态度骑墙、反复无常，就会使司法失去公信力，法律的“生命”，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我赞同云南高院在李昌奎案中的表现：及时回应，对二审为何改判，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服工作，哪怕承受舆论压力，也不轻易颠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为维护司法尊严，创造一个更好的司法环境，从最高法院到各高级法院，都应有所担当，及时做好死刑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适时公开死刑典型判例，使“少杀慎杀”观念深入人心，不要让所有压力都让下级法院和普通法官来扛。

□任法思（北京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