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效力不是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标准

对于该103号房屋的所有权人黎某龙在侦查阶段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意在追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究竟合同的效力是否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合同在被追认后，便成为有效合同，就不存在合同诈骗罪的问题，而应按一般合同纠纷处理；一种意见是不应以合同的效力来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有效合同亦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持第二种意见。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诈骗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法，也是构成本罪的特征。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合同既可以是无效合同，也可以是有效合同，合同的效力不是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标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作如下规定：即只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符合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几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情形，数额较大的，就应该认定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是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现就本案进行分析。首先，“非法占有”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应当具有的犯罪目的。经查，本案中被告人黎某妤以已被吊销的单位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协议，且隐瞒了该房屋的房产证已被押给了第三人的事实，在收到被害人的预付款后很快挥霍花光，期间又以各种名义向被害人索要钱款，亦花完，却未按约定办理任何房屋过户手续。在被害人知晓房产证已被押给第三人等事实后，便要求返回所交现金。被告人黎某妤为逃避被害人，将手机停机，断绝与被害人的联系。被告人黎某妤将被害人缴纳的房款肆意挥霍，直至案发仍无法归还，且又有改变联系方式、逃避被害人的“逃匿”行为，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黎某妤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被告人黎某妤在签订和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以已被吊销的单位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协议；及第（四）项规定的行为：收受被害人缴纳的房款后挥霍完毕，并与被害人中断联系，系典型“逃匿”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被告人黎某妤的主观目的及客观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可见，合同是否有效，不是判断该罪的标准，而应该以刑法所规定的该罪的构成要件来判断罪与非罪。且从本案来看，黎某龙在侦查阶段补充的授权委托书是在案发后，是一种事后行为，不影响对被告人黎某妤先前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