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从民警到死囚，从死囚到民警

 　     　杜培武：从民警到死囚，从死囚到民警 

　　
　　[冤起]
　　通过市局情报资料处查询全市是否出现过不明尸体的情况。但王晓湘仍杳无音信，杜培武焦虑不安。当天下午通讯处王晓湘领导、戒毒所杜培武领导都来到杜家，帮助他寻找，但依然没有消息。这时杜培武感到妻子一定出什么事了，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于是向“110”报了案。
　　在专案组，杜培武被反复讯问4月20日的活动情况，接着3天3夜不让他睡觉以交代问题。从4月22日下午到5月2日连续10天被留置讯问。其间，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多次向办案民警索要留置他的法律手续，但对方只给了他一张《传唤证》，杜说，一张传唤证最多只能留置我12个小时，你们却关我10个昼夜，又拿不出其他法律手续，凭什么还要扣押我？办案人员竟然说：“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据杜培武的陈述，他遭到了办案者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刑讯，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杜培武在酷刑下被迫承认自己实施犯罪：怎样对“二王”关系怀恨在心，怎样骗枪杀人，怎样抛尸，怎样选择第一现抄…7月2日，杜培武正式被刑事拘留，8月3日被逮捕。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在向在押犯了解看守所民警不会打人的情况后，杜培武于7月28日分别向驻所检察官和市检察院提出《刑讯逼供控告书》，并向驻所检察官展示他手上、脚上、膝盖上受刑被打后留下的伤情，次日即7月29日，该检察官当着两名管教干部及上百名在押犯的面为杜培武验伤、拍照。
　　1998年11月18日杜培武接到《起诉书》，12月12日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陈述书》。在《陈述书》中，杜培武指出“公安人员违法办案”，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公诉书“指控证据不足”，并着重就所谓“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谈自己的理由。他说衣袖上的“射击残留物”是他年前参加打靶时留下的，而他又有不洗衣服的习惯。如果真是他作案，并且如起诉书所说作案后将“手枪及二人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话、传呼机等物品丢弃”，为何不把留下射击残留物的衣服丢弃呢？至于“附着泥土”杜培武认为他衣服上的泥土与本案没有内在联系，只有表面近似的联系，不能充分肯定本案中的泥土就是他衣服上的泥土，如果泥土只是“类同”不能作为作案的证据。
　　[一审]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开庭不久杜培武就向法庭展示他手腕、膝盖及脚上被办案人员打他留下的伤痕，当庭控告办案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并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7月29日在看守所为他拍下的可证明他遭受刑讯逼供的伤情照片，但未得到理睬。杜培武的辩护律师也为他作无罪辩护，两位律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指控被告人杜培武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1、刑讯逼供后果严重。
　　律师认为杜培武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据此，依据最高法院《贯彻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之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请求法院确认杜培武所作的供述无效。
　　2、虚构现场“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的泥土的证据，误导侦查视线。
　　律师指出，本案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仅仅记载该车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根本没有“刹车踏板”及“油门踏板”上也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的记载，如此一来，由警犬用杜培武鞋袜气味和“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附着的足迹遗留泥土作气味鉴定，并且结果是“警犬反应一致”就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刹车踏板”及“油门踏板”上的泥土是怎么来的？
　　此外，律师还指出，公诉机关出示的杜培武有罪供述笔录只是多达几十次供述中的三四次，是否在其它笔录杜培武也是作有罪供述？为什么不全部出示？再则，这些有罪供述是在7月5日至7月10日这一时段作出的，在长达8个月的关押时间里，只有在这一期间作了有罪供述，故杜培武在此期间到底是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是否有刑讯逼供、引诱、威胁等情况存在？不能不让人质疑。又则，在四份有罪供述中杜培武表述同一犯罪事实竟然互相矛盾，如杀人的过程，弃物的地点，杀人的手段，杀人的时间，杀人的地点均不一致，这样的供述岂能采信？此外，公诉机关出示的认为能证明杜培武犯罪的鉴定，如泥土、射击残留物、气味的鉴定不仅均存在着取材时间、取材地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问题，而且与勘验报告等所描述的情况也不相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而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另外，在本案的勘验、鉴定中，没有见到证人的签名或盖章，也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得知鉴定结论的说明，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的规定。
　　据此，律师认为本案取证程序违法，现有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杜培武具备故意杀人的主观动机。
　　在这些方面，律师通过一些人证证实杜培武与王晓湘关系尚好，并不知道“二王”之间有何关系，认为杜培武“预谋杀人”的可能性极小，因而认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缺乏主观要件，不能成立。
　　第三，在客观方面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杜培武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
　　1、杜培武没有作案时间。
　　2、公诉机关说不出明确的发案地点，指控杜在车内杀人不成立。
　　3、即使气味鉴定取证程序合法，由于嗅源没有与王晓湘的气味进行鉴别，加上市公安局两条警犬一条肯定一条否定的鉴定结论，无法说明杜培武是否到过车上，更何况在车上杀人。
　　4、杀人凶器──王俊波自卫手枪至今去向不明。这只有二种可能，一是杜培武不如实交待，再是杜培武根本不知道枪的去向。公诉机关既然当庭说杜培武过去的交待是老实的，那么就只有后一种可能：杜培武没有作案，因而不知枪的去向。
　　第四，本案中需要证据说明的一些情况，确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可见本案基本事实不清。
　　面对律师提出的问题，公诉人感到需要休庭补充取证，于是一审的第一次庭审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本案再次开庭审理。
　　为了引起法官的注意，这回杜培武悄悄地将他在遭受刑讯逼供时被打烂的一套衣服藏在腰部，利用冬季穿衣较多的有利条件，外罩一件风衣将这一有力证据带进法庭。开庭不久，他再次提出刑讯逼供问题，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杜培武还使出了最后一招：当着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扯出被打烂的衣服证明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证明他过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因而依据法律是无效的，但他所做的这一切被法庭漠视。
　　这次开庭，律师又针对公诉人“拾遗补缺”般的补充及说明为杜培武作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明确指出：“控方所进行的补充和说明，不仅没有解决说明其取证的合法，反而更进一步证明了取证违法的事实存在，其所举证据系违法所得，依法不能采信，而且应依法追究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
　　如前所述，由于办案人员一致认定杀害“二王”非杜培武莫属，那么律师的辩护就反而成了“无稽之谈”了。果然，昆明市中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律师的辩护是“纯属主观、片面认识的推论，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杜培武在法庭上没有杀人的申辩，则认为是“纯属狡辩，应予驳斥”。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上诉]
　　出于求生的本能，杜培武于1999年3月8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杀人动机无证据证实；刑讯逼供违法办案；本案证据不足，疑点重重”为由希望省高院认真审查，不要草菅人命。4月6日，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向云南省高院提出《二审辩护词》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针锋相对地予以辩驳，再次提出：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杜培武死刑，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同年10月20日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这个判决说：“……的辩解和辩护是不能成立的，本案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合法有效，应予确认……上诉意见和辩护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本院认为在量刑时应予注意。”因此，改判杜培武为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